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四川在线记者28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站获悉，根据预测，29日，成都各大火车站预计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或将突破成都东站、成都南站等站历史最高客流。成都车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47.1万人次，其中成都东站29.8万人次，成都南站4.7万人次，成都西站4.9万人次，成灌线6.3万人次，资阳北站1.4万人次。　　《半月谈》曾评论称，在一些高利转贷案中，有领导干部多次以名下房屋需要装修为由向银行大量贷款，动辄数百万元的“装修贷款”明显超出正常的装修需求，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合理之处，折射金融机构对涉公职人员贷款的资金用途存在管理漏洞。　　通报让外界看到了苏孝林的“另一面”，“毫无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毫无敬畏之心，背弃初心使命，长期破纪违法，违反政治纪律，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　　《韩民族日报》在评论中指出，所谓“核共享”，共享的绝不是核武器所有或使用权，而是“核武器带来的政治负担和作战危险”。北约带来的“核诱饵”对追求外部环境安全稳定的韩国而言，绝对“是毒药而非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