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勇看来，这次价格暴涨最大获利者是进入的游资和一些投机取巧、恶意囤货的中间商。种植户和寻常中间商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收入增加，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也将承担一部分压力，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需要用中药治病的患者，尤其那些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来调理身体的慢性病患者。　　今年7月，新任世界银行行长阿贾伊·班加（中文名彭安杰）访印时也表示，“印度目前就是要抓住‘中国+1’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会持续10年，只有3到5年。”世行行长的此番表态和提醒引发印度媒体的热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中国+1”是印度的远大抱负。《印度教徒报》题为《印度能否抓住“中国+1”的机会？》的文章称，“根据越南的经验，印度可以抓住这一机会”。“clearias”网站题为《“中国+1”战略：印度的机遇》的文章称，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寻求供应链多元化，印度有机会从“中国+1”战略中获利，“许多跨国公司最近宣布增加在印度投资，进一步增强了这一想法”。该文还特别提到，印度的地理位置为跨国企业进入南亚和中东市场提供了机会，印度中产阶层日益壮大和不断增强的购买力也让跨国公司有兴趣在该国开展业务。　　据公开简历，赵贡桥生于1966年10月，早期在贵州省铜仁市工作，历任沿河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石阡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　　今年5月10日消息，赵长富被开除党籍。经查，赵长富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食宿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破坏营商环境；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晋升、环保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他还表示，由于镇康属于边境城市，将会有一部分缅甸运动员来参加比赛，“他们通过正规渠道和口岸前来，并且通过相关的合法手续和资格审核，没有犯罪记录才能参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