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量已达到9000公斤，雇工数也超过百人，成为当时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可很快就旧景重现，又有好事者将“雇工”问题反映到了上面，要求“治治他”。　　公开信息显示，日本、德国、法国等在苏州投资比例都很高，“以前是货物出口，现在生产能力都面临转移”。国内一些民营企业也只能跟着走，“因为你订单拿不到，可能只有到越南才能去做”。　　费瑞翔博士说：“如果谈公平，我们需要退一步，从大局出发：几十年来，欧洲汽车业在中国销售其技术先进的汽车赚了不少钱——先是通过进口到中国，后来直接在当地生产。截至2021年，中国仍然是德国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现在，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开始在欧洲销售和投资。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并不是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几十年前的标准产品。他们提供的是基于部分自主创新技术的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并且这些技术已经形成了国际标准，例如在电池领域。”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很多感染后迅速返岗的医护人员，都觉察到身体状态赶不上感染前，有的一边咳嗽一边上班，有的忍受病痛给患者输液。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室，一位39岁的医生有高血压、糖尿病，原本早就打了辞职报告，“一看疫情了，他就不走了”，感染后硬撑着上了两天班，又开始发烧，最后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