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人士称，被查的高管主要涉及几个业务，一是融资，比如潘大荣，二是财富，比如杜亮，三是涉及旧改，比如较早前已被调查的柯鹏。　　谢锋向美方提出要求：一是缩短负面清单，用行动排除障碍、管控分歧，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停止制裁中国实体和个人，防止“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新的干扰和冲击。美方应以行动落实拜登总统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等表态。二是拉长正面清单，用诚意加强对话、拓展合作，从一点一滴做起，为中美关系发展增添正能量。包括增加客运航班，调整赴华旅行提醒，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恢复“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法”项下国会议员和助手访华项目，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会，在入境、签证等方面为对方国家学生、学者、游客、企业家等各界人士互访提供便利。三是要把支持中美关系的人找出来、请出来，大家一起发声出力，推动中美关系逐步回归正轨。　　白智立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70后”官员群体走出国门的机会更多，可以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在担任党政干部期间，至少十余位曾赴欧美等国求学或培训。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在祁凡骅看来，伴随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干部正逢其时，有望通过他们积极引进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人才管理模式，创新运用治理工具和技术手段，为本地区、本部门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