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朱铭来解释称，“满15年只是有资格享受养老金，但不能领取。不过如果已满15年，即使之后不再缴费，到60岁时也能够享受到养老金，只是养老金水平会比较低。”　　上述记者说，“2023年上半年，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卧底缅北诈骗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了太多血腥的诈骗内幕，以及惨无人道的虐待。”　　楼春豪认为，印度想从“中国+1”中极大获益面临一些固有挑战，特别是自身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取向、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掣肘、来自东南亚经济体的竞争等，都会影响其相关政策的效果。在他看来，越南、印尼、印度等国未来有潜力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点，但如果西方国家将过多泛政治化因素和阵营对抗思维掺杂进来，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中国不必过于担忧“中国+1”或“中国+N”带来的冲击，而是应致力于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奶牛养殖业是要逐步发展的，但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对养殖户的困难考虑得太少了？我们已经在咬牙干了，但他们的步子是不是有点过急，走得太快？”陈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