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其中调整行贿罪法定刑，与受贿罪法定刑相匹配，实现“行贿受贿并重处罚”。李岑岩向记者介绍，判断单位行贿罪和个人行贿罪的依据，需要考虑个人与单位之间属于合作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单位是否有直接或间接受益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判定。　　谢勇看到救援队从楼前路过几次，其中有一艘船比较大，还很空，只有三个救援队员，他在窗户朝他们喊，说屋里有人，但救援人员说他们的处境相对安全，目前有更危急的情况要处理。　　所以，对于年轻人“转向制造业”的现象，还不能过于乐观。一方面，普通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然不够。制造业对高精尖人才求才若渴，但同样也需要普通工人和技能人才，一些企业未能重视年轻劳动者的收入和待遇等诉求，用工荒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仍有不少高素质年轻人才对制造业存在偏见，比如找工作求稳，更愿意进互联网大厂而不愿意选择制造业工厂。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交流中，不少美方学者和企业家表达了“到中国看一看”的想法。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美方人士因无法访华而焦虑。相隔一年后，他们的访华意愿有增无减。向我们表示访华倾向的不仅有迈克尔·弗罗曼，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欧伟伦（William Overhalt），以及该学院资深教授约翰·霍尔德伦和丹尼尔·施拉格等人。欧伟伦是最早提出“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之一。约翰·霍尔德伦平时非常重视大国间的科技合作。丹尼尔·施拉格的观点是“碳排放问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共同行动才能解决”。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