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非公企业选派驻企第一书记，是引领非公企业更好实现‘党建强、发展强’工作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相信，驻企第一书记入驻企业指导党建工作，必将促使企业党委更好发挥‘两个作用’，进而推动党建工作整体水平提高，带动集团上下焕发新的活力。”接收选派干部的非公企业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史历荣说。　　上述山东省政府人士建议国家加快铁路建设与运营分离体制改革，打破铁路运输企业通过清算取得收入这一分配格局，激发运输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内在活力。　　就在距离暑期不久的3、4个月前，不少影院经理还对今年的电影市场抱观望态度。毕竟，“春节档之后，很快又有一阵低迷，我们还有点担心春节的热闹会不会是昙花一现。”上述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4月下旬，连续多天单日票房在3000多万低位运行，最低时甚至有跌至2000多万的单日大盘诞生，平均到全国8万多块大银幕，每块单日产出仅300元上下。整个2月到4月，没有一部电影票房过10亿，五一档15.19亿元的总票房，远不如2019和2021年的水平。以至于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最集中的话题仍是“怎样把观众带回电影院”。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认为，基础研究中有一类，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应用场景，比如寻找质量的来源或正反物质不对称起源，这些问题是关乎宇宙发展和演化的终极问题，不能用简单需求去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过于强调“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的二分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是漫无目的的，实际上，其目的是构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