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帮人寻亲打拐，申军良总会说：这条路我走过，这种煎熬我太能体会了。每次看到他们还在路上，就会想到原来自己吃过的苦。看到一点点希望，感觉就像救命稻草一样，所以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尽量帮帮他们。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对新建道路、桥梁、港口这些容易识别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并倾向于人为扩大这些项目的规模和建设标准。显然，相对于投资人力资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在物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更容易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更容易得到短期可见的建设成果，也更容易创造寻租的机会。　　“合规实质上是一种管理的艺术”，李岑岩说，国家发布的法律法规只是建立一个基本的、整体的框架，其中具体的执行细节和规定是需要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进行制定的，“披着合法外衣的贿赂”无法完全依赖于合规管理体系而解决，更重要的是需要企业进行思想转变——“不要再试图通过违法的途径来办事。”　　但实践中，这些本意在吸引社会资本的大型PPP项目基本没有吸收太多社会资本，项目多为中字头央企获得，其关键就是很多央企可以获得信贷资源，结果是很多此类项目从“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异化成“公公私合作”（Public-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由地方政府牵头，由央企—地方平台企业主导，地方平台企业和央企联合向国有金融机构借钱，其中央企完成地方政府无法完成的融资，但工程相当比例最后分包给了私人承包商。结果很多PPP项目是完全地方政府付费，社会资本不参与项目的论证、设计、建设和运营，地方政府则承诺通过回购股份、支付固定收益等方式承担还本付息责任，这就又形成了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