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公共项目都尽可能增加工程的复杂程度和建设的标准，以此增加造价，而其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寻租空间。中央纪委曾指出，“近年来，不少省、市、县成立了‘城投’‘交投’‘水投’‘文旅投’等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平台公司偏离设立初衷，有的利用政府项目、政策倾斜、资金集中的业主优势，在工程发包中暗箱操作；有的在融资、举债过程中吃回扣、吃利差；有的在土地整理经营上冒用身份低价承包、高价租赁，肥一己之私。”结果是有的县2020年查处的腐败案件70%发生在平台公司。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主要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成为资金、土地、股权等公共资源相对集中的“富集区”，也是违规融资担保、违规借款、违规举债投资等问题的“高发区”。　　4月27日，武汉市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一季度，武汉GDP为4317.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4.40亿元，增长3%；第二产业增加值1762.34亿元，增长3.3%；第三产业增加值2480.95亿元，增长5.1%。　　“深圳相比苏州转型步调是比较早的，目前的阵痛已经不明显了。”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近十年之前，深圳很多制造业就已经开始向东南亚以及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区外迁，这些年看起来没有高歌猛进，但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今天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之相比，苏州尽管也正在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但是从结构调整来讲至少比深圳晚了五年”。　　“客户有一整套产品结构，他们常常把价格敏感的、简单的、数量较大的产品放到越南，把相对复杂的、对服务和开发要求较高的产品放到中国来做。如果对时效要求更高、更急，他也可能放在土耳其去做。”时装高端市场的客群十分狭窄，在董青看来，这样的行业背景下，中国供应商与世界各地的工厂并非简单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大家都是遍布全球的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如何利用比较优势稳固自己在链条中的位置，绝非一日之功。　　上述论文还提到，院校层次意味着学历质量，“名牌大学”的效应日渐凸显，最终毕业院校为重点大学对干部在行政阶梯上的晋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