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莱布尼茨提出猜想：人类逻辑思维是否可以符号化？这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为解决这一猜想，发明了布尔代数。20世纪中叶，‘信息论’之父香浓把布尔代数和数字电路联系起来，从电路设计到后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都受此影响。这就是无用之用。”周向宇说。　　以利用和创新为主导的AI治理理念，注定美国的“拳头”不会太硬。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亚历克斯·恩格勒（Alex Engler）指出，对于教育、金融、就业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欧盟和美国正采取不同的监管方法。　　本届论坛筹备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赵羽飞介绍说，截至10月23日，已有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新加坡、尼日利亚、津巴布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阿根廷、巴西、韩国、沙特、伊朗、斐济、美国等9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参会。其中，国防部长级以上代表22位，军队总长级代表14位，东盟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以及上合组织、阿盟、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也将出席会议。本届论坛参会代表数量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此外，已有50余个国家（地区）200余名专家报名参会。　　宋凯提到的一个案例——他说自己看了今年男篮世界杯塞尔维亚输给德国队的比赛，“印象最深的是塞尔维亚球员赛后都哭得不行了，我们的运动员呢？失败后有像塞尔维亚那样的吗？没有！”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毛泽东同志敏锐觉察到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新变化，随即指示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由中央调查部协助，开展国际形势分析和大国关系研判。研究小组通过系列分析研判，准确预测中美关系将要发生重大改变。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由此形成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