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陶提到，目前国内应对洪水的演练水平较低，预案的可操作性、针对性不足，不同部门要求不同，演练效果也不一样，距离真正的实战还有差距。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第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明显。我国有14多亿人口，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持续推进，有世界上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推动经济复苏好转的强大引擎。　　事实之一：《反间谍法》对国家安全机关执法工作作了严格限定。这次修订的《反间谍法》，既科学合理赋权，依法保障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有效发现处置间谍违法犯罪行为，又严格规范限权，确保始终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各项执法权。比如，针对不同性质和种类的执法权，分别规定由不同层级的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严格审批权限，加强事前监管。比如，采取查阅、调取、传唤、检查、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明确应当由2人以上进行，并依法出示工作证件和相关法律文书；进行检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还应当全程录音录像。比如，根据违法行为种类和程度，分别设置不同法律责任，对于涉及间谍行为的轻微违法行为，予以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美数据跨境问题也有所缓和，在滴滴被罚款后，2022年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署了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审计机构进行检查和调查，包括审查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许可认为，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就赴美上市中的数据跨境问题已经有了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