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自恒大股票停牌起，18个月以来，许家印仅有的现身，基本都是恒大集团内部的保交楼专题会、月度工作会议。　　上述观察人士直指，在这个各方压力都很大的风口浪尖，许家印一边高喊口号以欺骗债权人，一边却已经与丁玉梅进行了“静默式的技术性离婚”。由于恒大集团通过“小红筹”架构在香港上市的的协议安排，此前恒大集团累计分红的9百多亿中，由许家印、丁玉梅分别100%控制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通过中国恒大（03333.HK）拿到了其中的大部分分红，并在出险前后转移到境外，而通过“技术性离婚”的操作最终落到“境外前妻”丁玉梅的口袋里。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而在不少药企内部，则会设KA（重点客户）部门，与医院建立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类“自愿慈善行为”亦不少见，新京报此前报道，有医药代表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疫情，她所在的公司给医院“捐赠”过一万多瓶布洛芬，有一家战略合作医院缺救护车，公司就“捐赠”了一辆救护车。　　当天，许多媒体等候在国会大厦门前，希望拍到博里奇“入职”第一天的照片。没想到，蓄着一脸大胡子的博里奇，身穿皱巴巴的土黄色短夹克，内搭软踏踏的衬衫，在一群穿着笔挺西装的国会议员中显得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