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到了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量已达到9000公斤，雇工数也超过百人，成为当时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可很快就旧景重现，又有好事者将“雇工”问题反映到了上面，要求“治治他”。　　“新措施释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的信号。”白明表示，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中国更加坚定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毕力夫早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日本国立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后来留校担任医学部研究员、客座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一个大国，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因此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必然同样复杂和微妙。”克莱弗利称，“我们必须与中国建立一种务实、理智的工作关系，因为这些问题影响着我们全球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