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成功打通从种植、内容生产到销售的链路，仅仅亲力亲为地参与种植，展现劳作过程是不够的。在他看来，要成功做起一个“新农人”账号，就不能只作为一个边缘角色，自己必须得是一片农田的主人，为农田和产出全权负责，只有这样，做出的内容才足够真实，才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比起三年前的高点，价格的确降了。比起今年初的行情，价格也仍然在降，但这只是少数急售房源，大部分业主并不急着出手。好学校永远在那里，不可能搬走，出生高峰带来的学位紧张也会在2026年过去，优质资源富集的学区因为价值够高，所以交易量和价格的底线还在，没有什么绝对的‘神话破灭’，也用不着一惊一乍。”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不少医院，都出现了感染高峰过后，大量老人涌向医院的现象，他们多数是在感染新冠后，引起基础疾病加重，或出现肺炎，不少都需要住院治疗。　　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陈金英一直默默地回报着社会。2021年，她给山区捐赠了1000条羽绒裤；2022年，她再次为养老院送去厚实的羽绒服，帮助老人们度过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