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介绍说，镇上的年轻人基本都转移出来了，一部分老人也被家里的年轻人，或是亲戚朋友带着转移了出来。出不来的那部分老人，”家里基本上都在北京打工”。有些村民住得偏远，道路被冲毁了，救援艇不够，村干部的力量也有限，水太深了，阻碍重重。　　与美国“放下暗棋”不同，在韩国，斯托尔滕贝格大谈“中国挑战”，称虽然中国不是北约的“对手”，但中国在北约议程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他指出，“我们应该在军控、气变和其他议题上与中国接触”，但“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了挑战”。　　报道说，上述三家公司代表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均拒绝置评。不过报道提到，沙利文日前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声称，他同意高管们的观点，即需要实行“小院子，高栅栏”的做法，呈现出有限但有效的特点。他还为美国政府的限制措施进行辩护，声称这些措施是有针对性的，对大多数事关芯片行业的美中贸易几乎没有影响。沙利文还暗示，美方可能会出台更多限制措施，但只有在与受影响的公司进行讨论后再做抉择。　　一些美方人士还有意加入现有交流平台以展开对话。我们在波士顿跟中西对话机制举行了一天半的会议，美方人士表达出希望参加CCG于9月举行的全球化智库年会，以及10月举办的全球智库创新论坛。最有意思的是，美国保守派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不仅希望参加这些论坛，还想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有关部门的交流。据了解，白邦瑞如此积极地寻找对华接触渠道，倒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专家更加友华（1945年出生的白邦瑞曾被特朗普团队捧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也被认为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美国核心鹰派人士——编者注），而是另有原因。交流过程中，部分美方智库向CCG表示，美国国会里的一些年轻议员正在使出各种手段，试图“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内涵，而上世纪60年代末就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白邦瑞亲历过中美建交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他清楚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发生动摇，将会对双边关系产生怎样的严重影响。为向政客说明当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白邦瑞还到尼克松图书馆调阅了尼克松向中国领导人承诺的相关政策原始文件。他急于访华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了解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决策思路。在台海问题上，相对于白邦瑞，在高盛担任过高管的约翰·桑顿的做法更倾向于朝前看。　　有些是经济性的。疫情虽已过去，但世界经贸复苏依然步履蹒跚。生产、消费、投资三大需求都处于低迷状态，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经连续9个月低于荣枯线，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也仍然处在高位，商品消费复苏相对缓慢。外需整体不景气，中国外贸难以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