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扭曲政绩观的引导下，不当干涉当地银行业务，抬高隐性负债。长期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高度绑定的中小银行承担了较多隐性债务，无法有效地实现模式转变、职能转换，并不断积蓄风险。　　在海叔看来，德国的“红绿灯”政府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如同梅洛尼担任总理的意大利政府，高喊着口号要不再与中方延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如果光是当着拜登的面唱唱美式高调，其实根本不是个事。　　“两军交往如果要进一步正向互动，关键还是得看未来一段时间美方能否真正去改变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政策，是否能切实采取具体的善意行动，这是两军关系重回正轨的基本条件。”他表示。　　游览前半程的一个小时里，龚贺像往常一样，耐心地向所有人做讲解，他尽量选择在阴凉处，避免太阳照射。但是到了后半程，他的话明显变少了。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