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有报道指出，当时，广州传统车企曾有将深圳作为零部件供应基地、纳入产业链的想法，但并未被深圳采纳。深圳当地汽车业界有一种声音，深圳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另起炉灶”，而“不一定非要跟着广州转”。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维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环境资源界的委员有不少在一线工作，他们能提出更合理的建议，“甚至有可能达到一种效果，就是在会议探讨过程中，一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工作落实得更快”。　　欧洲议会称“已经为制定史上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做好谈判准备”。美国总统拜登释放管控AI信号，有美国国会议员提交了AI监管立法提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展示了他的“人工智能安全创新框架”，并计划在短短“几个月”内制定联邦层面的人工智能法案。　　当时，数万名大学生在萧瑟寒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改革公共教育体系。顶着一头不羁乱发的博里奇，挥舞拳头，带领学生们走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街头，十分抢眼。1年后，他被智利《信使报》评为智利百位年轻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