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风险事件集中反映出中小银行艰难的经营现状。总结来看，中小银行整体呈“量多质弱”的特点，较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而言，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风险抵补能力弱，且高风险机构聚集。根据央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346家，城商行、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数量分别为16家、202家和112家，占比高达95.4%。中小银行一方面资产质量偏差，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1.62%）；另一方面，能够承担损失的自有资金较少，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他进一步指出，一些意见认为涿州险情是为了“保上游”，这是偏颇的，因为涿州属于大清河水系，北京属于永定河水系，被指水位上涨特别快的拒马河“发源于河北，在北京境内只有一小段，在一个峡谷内，没有调控工程”。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这当中，显而易见的原因自然是新冠疫情。疫情之下，譬如美国主导的、多国参加的环太平洋军演，都曾经暂停。但随着疫情的变化，2022年6月，环太平洋军演重启，26个国家参加了这一军演。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周方银1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澳关系当前的改善来之不易，双方都希望把这个势头保持住。中国的经济价值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澳大利亚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它需要一个大的工业国才能产生足够的需求，除了中国它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契合的贸易伙伴。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陈弘表示，相较以往，中澳双方现在无论是部长级的对话，还是民间互动，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和改善，这是喜人的迹象。但我们希望澳方不要把解决中澳之间的经贸争议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无意把经贸作为一种条件或障碍，始终认为经贸关系是中澳关系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