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伊始，韩国总统尹锡悦曾就核问题发表与美国立场背道而驰的言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称，韩国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一向有微妙差异，韩国与朝鲜是邻国，态度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强硬。奥斯汀此行正是为让韩国放心。　　[环球时报记者 苑基荣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张静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黄东日]“美国总统拜登9月10日访问越南，越南制造业能取代中国吗？”“印度张开双臂欢迎离开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失’就是墨西哥的‘得’。”西方媒体最近非常热衷谈论“中国+1”——也就是印度、印尼、越南、墨西哥等国是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话题。世界银行行长、印度裔美国人阿贾伊·班加7月访印时也疾呼要抓住“中国+1”的机会，并提醒窗口期“只有3到5年”。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会有较大的差距：哈佛商学院等高校的美国经济学家8月下旬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可能最终无法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印度媒体直言，“我们未能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越南前工贸部官员明确表示，越南制造业发展并非“攫取了美中贸易战的红利”；一些韩国媒体也强调，“中国+1”并非是让在华跨国企业将产业链供应链全盘迁出，“不能放弃中国这个最大市场”。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印度“商业世界”网站一篇题为《印度未能借力“中国+1”战略？》的文章认为，尽管资源充足，但印度未能很好地利用“中国+1”。印度国会商业小组今年3月的报告称，印度未能为“中国+1”战略创造积极印象，这对印度是一个打击。　　耿爽说，巴以局势之所以屡陷动荡，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之所以延宕70多年，归根结底是由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就重启和落实“两国方案”达成新的共识，明确具体步骤。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平息加沙地带战火、缓解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实现巴以和平共处、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作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