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透露，多地纪委监委已采取措施监管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如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金融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对各金融机构开展公职人员贷款授信的监管，严格审查公职人员贷款用途。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结合新修订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加强对失信公职人员的情况通报和问题倒查，倒查是否存在高利转贷和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　　张玉延组织成立了6人工作小组作为决策统筹，下设资金管理组、设计组、安全监督组以及外联组，所有住户都被纳入这套架构进行分工。张玉延还为工作小组刻了一个专用章，但他否认自己是工作小组组长，他更愿意把这个小组看作是一个共同协商的扁平化组织。不过在很多业主心里，张玉延付出的精力远多于其他人，是实际上的领头人，他们称呼他为“张公”。　　8月1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召开电视会议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要够、节奏要稳、结构要优、价格要可持续。其中后者指，发挥好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虽然顶着“全国第一家数据交易所”的光环，但王叁寿曾在2018年的一场论坛上表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发展走了很多弯路。一方面是交易规则，2016年，大数据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从佣金制改成增值式交易服务模式。另一方面是交易系统研发，逐渐认识到数据交易低频交易、高频应用的特点使其与商品交易系统不同。他坦言感谢贵州省的领导、贵阳市的领导营造的“容错机制”。　　“按照机构设置的管理，纵向上，省、市、县的社会工作部门的职责和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责是对应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中央层面或省级层面侧重政策的制定、协调，重大决策的督办等，市、县社会工作部门更加重视市区的治理、基层政权的建设、人民意见的反馈和收集等。”蒋敏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