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企业提出的技术诉求相对模糊，而且一般是“整块需求”，也就是“研发出来可以直接应用的产品化东西”。他感觉，很多企业和高校合作的初衷，并非想在技术上做突破，而是想“利用高校的人力资源把企业成本降下来”。刘志远也发现，大多数企业或者提不出需求，或者提的需求太具体，无法抽象出真正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高校和企业在供需间存在明显的错配。　　另外，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此前担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的申长雨也在今年6月卸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职务。　　他指出，把中国定义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效仿当年遏制前苏联那一套来打压中国，通过“印太战略”等地缘政治来围堵中国，注定是徒劳的。　　她到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并先后参观了东京大学卡弗里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她发现，日本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和项目经费是基本脱钩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组织学术活动和开展学术交流，不允许用于薪资。相应地，政府会给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费来保障科学家收入和博后以及学生的工资，无需科研人员自己承担。　　2016年，服装专家魏刚在采访中曾对波司登的代工“情结”提出疑问。在他看来，上世纪80、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服装企业都是以生产起家，也基本以代工挖到“第一桶金”，投资生产成了他们难以割舍的情怀。但时代在变，大型服装企业过于重视生产，并不一定是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