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金南说，自己作为地质学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一直对环境问题比较关注，过去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小组讨论会上，自己经常从地质学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未来履职中，他会关注如何在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间实现平衡，“例如我曾经在小组讨论上谈过一个问题，现在的河湖治理把很多江滩、河滩都变成了岩石滩、水泥道，看似环境变好了，但是泥滩沙滩里的生物没法活了。这不是生态保护，而是一种生态破坏。这也是我未来会关注的问题之一。”　　早在2022年3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则关于广州宝时物流有限公司、姚振华、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公告中曾写道：法院受理该案件时，因姚振华下落不明，故向其公告送达（2021）粤01民初175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须知、廉政监督卡。　　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一贯的，即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中美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固然因为两国经济体量、人口总数、贸易总额之庞大而对世界局势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但其依然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子集。　　张玉延常常跟媒体提及这次对话，但是他当时没有完整说出来的是，复制的关键在于人和制度保证缺一不可。依靠居民自主更新，离不开强有力的推动者，但推动者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居民，如何协调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如果没有制度保障，那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最终很难成功，这一切需要成熟配套的政策。　　应当说，克莱弗利所阐述的对华观点，根本算不上什么“对华友好”，充其量只能说是回归到了相对正常一点的外交轨道——在和平年代，与哪个国家发展关系不需要“建设性”呢？又有谁会喜欢充满戾气、动辄就要搞霸凌的交往方式呢？然而就是这样的正常逻辑，在英国要公开说出来都得小心翼翼、来回找补，还要承受来自议会反华议员的巨大压力，这也再次暴露出英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混乱度，显然不利于中英关系往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