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眼下，所有人又进入一轮新的等待，等待测绘报告的出炉。张玉延决定，测绘结果出来后，他会把自家情况在小区张贴公示，“让其他人看看，我家到底有没有偷偷扩大面积。”近十年“出头”奔波，他需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在中国提出有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以后，国际社会其实对中国之劝和促谈是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欧洲一些国家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诚意，以及中国的能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贾绍凤对澎湃新闻表示，这种上下游关系里存在一重矛盾：华北日常更大的矛盾是缺水问题。北京与河北之间，一侧修建水库，会导致下游缺水，容易引起另一侧水务部门不满，而且修建水库有可能破坏生态环境，都导致建水库不会轻易获批。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