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沈丹阳是学者型官员，出版过《城市、政府与中国会展经济》《商务促进与中国商务发展》等10多部专著、编著，发表近百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府，福建、甘肃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还是清华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特邀研究员。　　张书剑认为，印方的逻辑是：以边界问题为由在其他各个方面对华施压，倒逼中国在边境问题上让步，同时借保持对华施压的态势，换取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缓解相较于中国经济实力落差拉大造成的战略焦虑，并与美西方势力提升关系。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庄艳在《检察日报》撰文建议，制定详细方案，完善各方标准，明确公摊区域，明确公摊面积的最大比例、收费标准、测量方式，减少、避免相关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