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楼春豪认为，印度想从“中国+1”中极大获益面临一些固有挑战，特别是自身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取向、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掣肘、来自东南亚经济体的竞争等，都会影响其相关政策的效果。在他看来，越南、印尼、印度等国未来有潜力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点，但如果西方国家将过多泛政治化因素和阵营对抗思维掺杂进来，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中国不必过于担忧“中国+1”或“中国+N”带来的冲击，而是应致力于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这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不断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出台一系列制度办法，促进平台规范健康发展。　　4月底，美国米尔肯研究院举行的一次年度会议吸引了全球商业领袖和投资者，美国金融动荡冲击世界经济是主要话题。而《日本经济新闻》的相关报道把焦点放在了“印度和印尼正用‘中国+1’加大吸引全球投资者”上。有印度企业家表示，印度正在经历“中国时刻”，中美贸易紧张等因素正使部分跨国公司将生产迁出中国，或者至少分散投资，而印度是它们的首选。美国主办方也认为，“如果印度抓住机会，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