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上的不同声音，有关部门不妨认真倾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努力在各方诉求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从而制定出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满意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期间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早在尼克松还在竞选总统时，中央调查部就收集到尼克松的各种想法：“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应该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等。中央调查部据此向中央报送系列报告提出，尼克松在任上最希望的就是能够“青史留名”，并将这个机会寄托在推动中美关系“破冰式”的历史性改善上。这些报告为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调整中国对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央调查部按照统一部署，及时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到美国决策层。　　随着“达外”规模逐渐做大，向黎的私人生活也让许多老师看在眼里，感到不适。多位原“达外”教师告诉界面新闻，向黎在校内靠近琉璃河边，为自己修建了一座“私人别墅”，这座建筑对外并没有挂牌，但内部装修奢华，门口有保安看守。向黎也离了婚，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学校行政人员罗某结婚，后罗某升任“达外”监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