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说，环境资源界别的设立，表明我国对环境资源的认知已经到达新境界。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尚没有意识到破坏环境和过度消耗资源问题的严重性，而当前，无论是我国的最高决策层还是公众，对资源环境的重要性和价值的认识已经上了几个台阶。　　曾当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周忠和认为，真正对基础研究有益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是项目式的稳定，而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稳定”，即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薪酬，这应该是由财政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每年给研究所提供的稳定运行费太低，造成稳定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失衡。　　如果成功退保可能性高，双方“合作”会进入下个阶段：代理退保人会要求跟投保人签订“保险维权服务协议”或“代理维权服务协议”。　　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40.7%、23.3%、15.3%。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