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出版人》杂志报道，朱媛的库房也西南物流中心，她回忆，“突然之间（水）就涨了20公分，根本来不及采取措施，我们连防水的沙袋都没有。”周边的村庄也通知撤离，但她那时没有想到后果的严重性，只是赶紧把外面台子上面的书往里挪，“平时库房有一点漏水，我们做过简单的防水，压根没想过水这么大。”　　跑完展会，商务总监夏明月非常失望。疫情前，每年的ISPO展会上，客户往来不绝，“第一天人特别多，但后面几天也不会断”，夏明月最少能拿下两到三个能下订单的“有效客户”。但今年，参展客户的总量肉眼可见地减少，格岚德的展位前，只有第一天人头攒动，此后几天都非常冷清。　　会后，胸佩全国道德模范奖章的龚全珍激动地说：“总书记的讲话使我很受鼓舞，总书记对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老一代人非常尊重，对我们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我们要坚持发扬革命传统，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吴威回忆，1999年那会儿，自己已经是一名导游，他知道龚贺表达能力强，善于交流，书看得多，读书时作文写得好，觉得他“有当导游的天赋”，就劝他也去考一个导游证。第二年，龚贺拿到了导游证，就从散客开始带。他们两家住得也不远，父母是老同事。平时有团时各忙各的，没团时就常聚。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