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监管范围不仅涵盖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为这些人工智能应用制定了更多规则。而美国的做法更狭隘地局限于调整当前的机构监管机构来尝试治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范围也有限得多。”亚历克斯·恩格勒说，尽管存在宽泛的相同原则，但在AI风险管理中，分歧远多于趋同。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孙梅君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兼任综合司（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秘书处）司长（秘书长）等职，2017年获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明确为副部级干部。2018年机构改革后，孙梅君出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欧盟秋季峰会于10月6日开幕，制定所谓“去风险”并且确保经济安全的战略仍然是这次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就在三天前，欧洲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酝酿已久的《反胁迫工具法案》。虽然法案没有点谁的名，但欧洲舆论普遍都指向了中国，好像这部法案就是欧盟专门为对付中国而设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