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韩联社8月下旬刊文称：“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市场，韩国贸易协会研究员认为，韩国与其放弃中国这个最大市场，不如同时协调好中国市场供应链和非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二元化战略。”有的韩媒还援引剑桥大学一位学者的话说，“新冠疫情结束后，其他国家能否接替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是个疑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公开履历显示，吴海英，女，汉族，1967年2月生，浙江义乌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吴海英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主席，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副书记，中央纪委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　　如今，在傻子瓜子公司总部的二楼，有一个傻子瓜子博物馆，这是年广九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的，里面的陈列展示了企业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墙上刻着的一句话发人深思：“傻子瓜子走的每一步，都是市场发展的亮点。现如今的‘傻子瓜子’已注入时代发展的新元素、新力量、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