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2020年，陈胜利在达外工作9年后，提出辞职，由于合同未到期，按照约定，他需要将向黎当年支付的20万元费用按照比例退还。随后，向黎以其教学任务未完成等理由提起诉讼，最终迫使陈胜利将20万元全部退还。此外，他还赔偿了1万元学校培训费，被拖欠的3万多元工资也未能拿回。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此外，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划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归口承担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责，划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责。　　郭祁琦运气好一些。资金吃紧，他们一边扩大销售区域，一边依靠研发新设备，申请专利。“农机方向的科技创新比较少，我们申报一些省级、国家级的项目会相对容易。”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依靠科技部的项目获得200万元的补贴才渡过难关。　　“对企业来说，合规的成本大致分两方面，一是相关专业人员需要支付比较高的薪资，二是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有些企业会将落实合规和推动业务看作对立的关系，侥幸地认为如果商业模式合规了，业务就会变少。”李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