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讨论取消公摊面积，必须明白一个事实，真正要学习的对象，并不限于重庆。或者说，要最大限度保障购房者权益，就不应该停留在房屋计价方式的改变上，而是要从根本上把公摊面积的计算标准、测量方式等规范起来，以压缩开发商“暗箱操作”的空间。　　但遗憾的是，无论伯恩斯大使如何释放信号，至少目前而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停留在竞争性对抗的轨道之上。事实上，伯恩斯本人5月2日就指出，中美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合作会“增强中国军事和情报能力”，而美国完全没理由这么做，“因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一场重大竞争”。　　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社会组织工作部部长，他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成为一个离群众最近的党中央职能部门，其统筹领导的工作无论是信访、基层治理还是社会领域党建，都是离老百姓特别近的事。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期间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