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强调，如果没有靠得住的“中间人”，绝不能轻易交钱给诈骗公司——诈骗公司发现家属有求必应，势必会扣住被困者当做筹码，源源不断地要钱。　　近日，教育部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和江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对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立规定则，旨在加强校外培训监管，使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公共项目都尽可能增加工程的复杂程度和建设的标准，以此增加造价，而其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寻租空间。中央纪委曾指出，“近年来，不少省、市、县成立了‘城投’‘交投’‘水投’‘文旅投’等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平台公司偏离设立初衷，有的利用政府项目、政策倾斜、资金集中的业主优势，在工程发包中暗箱操作；有的在融资、举债过程中吃回扣、吃利差；有的在土地整理经营上冒用身份低价承包、高价租赁，肥一己之私。”结果是有的县2020年查处的腐败案件70%发生在平台公司。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主要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成为资金、土地、股权等公共资源相对集中的“富集区”，也是违规融资担保、违规借款、违规举债投资等问题的“高发区”。　　在医药行业的贿赂行为中，医疗代表与药企之间总会想要互相“甩锅”。李岑岩指出，直接受益是指个人的行贿行为直接为单位带来了收益，“但很多时候企业会为自己声辩，业务都外包出去了，与自身无关”，这就需要看该行贿行为是否有间接为单位带来其他的交易机会，或者说增加相关的交易量，“综合起来看，个人和单位的行贿大多是需要同步承担责任的。”　　一位纪检监察干部讲了个案例：某村低保户有儿有女，只是生活不能自理，原则上不符合特困供养条件，但儿女均因疾病等原因无法履行赡养义务，镇党委最终将其纳入特困供养人员。就为这事，镇里的干部被举报了。“这种事算不算错？如果是错，容还是不容？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敢于作出公正判定，为做事的干部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