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clearias”网站文章在谈论印度优势的同时也提到跨国企业在印度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复杂的官僚程序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征用问题，特别是企业可能会面临当地社区的阻力；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培训投入过大；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等。文章还称，“中国+1”中的“1”并非只有印度，也可能是“中国+N”，其中的热门目的地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投资激励措施也有吸引力，这让印度各界对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产生一定焦虑。目前来看，在机械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墨西哥、越南等国成为“中国+1”的明显受益者，印度并没有从这个战略中获得客观的收益。原因之一是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下降，相关贸易政策更为严格，有的动机也并非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如果印度不改变现有其贸易战略，就无法从“中国+1”中受益。　　1988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期间，“界别”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此之前，全国政协的组织设置一直用“参加单位”来表述。2004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政协章程第一次正式以“界别”来指称所有的政协参加单位。　　有了世界顶尖球员，2018年，上港队势不可挡，首轮比赛就以8：0大胜大连一方队，创下中超单场最大分差。最终，上港队在那个赛季提前一轮获得中超联赛冠军。　　“我与陈戌源踢过一场友谊赛，足协工作人员光是饮料就给他准备了7种。还有一次他到大连观赛，不仅对酒店要求高，还点名要一款市面上很难买到的薯片口味，大连的接待人员为此发愁了许久。”　　现实过程中，形式合规向实质合规的转变仍然困难重重。以此轮反腐风暴中的学术会议为例，其具体标准线在很多受访者看来，并不十分明晰，比如“讲课费”金额到底该如何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