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称，尽管拜登在公开发言中否认有任何“敌对意图”，但他近期外交政策的“潜台词”都是“遏制中国”。在过去几个月里，拜登政府扩大了与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的合作，还试图与日本和韩国构筑“三方联盟”关系。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这是秦宇红近来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在如此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医护人员倒下怎么办？“这样不可能长久，我也真是顶不住，我热爱这个工作，但我的身体有极限。”只是面对眼前的疫情形势，他还不敢想太多，只是拼命干。　　事实之三：阶段性修改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是各国通例。美国就先后10余次修改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早在1917年，美国就出台了《反间谍法》，并于1918年、1933年、1940年、1950年、1961年、1970年等多次修改，不断扩大法律适用范围，加重法律责任。1938年，美国又出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于1966年、1995年、2007年等多次修订，加强对外国机构和外国人在美境内合法活动的监控。1996年，美国又制定《经济间谍法》，分设“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并赋予美执法机构使用监听、窃听等多种手段进行调查的权力。2017年以来，美国连续3届国会提议修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遏制所谓“外国隐性影响”。　　“回归祖国以来，香港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日益展现出强大韧性与活力，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稳固，对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