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达到108万亿。过去十几年的各轮次财政信贷刺激，都是以各类传统基建和新基建项目为抓手。无论是地方政府进行的各类新城区、开发区建设，还是城市道路交通（地铁、轻轨、大容量公交等）、城市管网（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电网、排水防涝、防洪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等）、污水和垃圾处理、生态园林建设项目，建设标准和成本都相当高，其中很多基建项目只能产生很少、或者根本无法产生任何的现金流，未来只能通过政府财政收入来偿还本金和利息。　　事实之三：美国滥用国内法律和先进技术，成为“窃密帝国”“监听帝国”“黑客帝国”。与中国注重保护本国境内收集、产生的重要数据相比，美国长期以来利用国内法授权和强大的技术能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地监控本国人民，监听世界各国人员，窃取各种数据，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和公民信息安全。2001年，美国出台《爱国者法》，以“反恐”为由，广泛赋予执法机关搜索电话、电子邮件、医疗、财务和其他记录等权力。2018年，美国出台《云法案》，规定凡是受美国管辖的通信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监管或控制的数据，无论是否存储在美国境内，通信服务提供者都有向美国政府提供数据的义务。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2008年至2021年，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花费约28亿美元，进行监控、数据收集和数据共享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12月至2021年11月不到一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的电子数据进行了多达340万次的检查。近期，国家安全机关披露，美国间谍情报机关频频使用“网攻武器库”“强制科技企业开后门”等方式，对华大肆进行网络攻击、窃密活动，给中国网络和数据安全带来严重风险隐患。　　多个案例显示，在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案件中，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这条链条以公职人员为中心，向下为真实使用这笔贷款的企业或个人，向上为放贷的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中间还有代理人。　　“我们需要增进交流、互相学习。”美国华盛顿州斯特拉孔市市长迪克·穆里表示，当两国对重要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与沟通时，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进一步增加文化交流，特别是学生之间的交流。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