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燕红表示，《第四版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进一步强化关口前移，特别是加强重症预警指标以及早发现、早干预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了高危重点人群，在方案当中特别明确对于没有达到重症诊断标准的，比如年龄大于65岁，合并基础疾病，没有全程完成疫苗接种等等，这些患者一旦发生新冠病毒感染，到达中型的类型，也就是到达肺炎，但是没有到达重症的指标，这一类人群可以纳入重症患者范围进行重点管理，这是关口前移。另外特别强调了高危人群生命体征的监测，完善了预警指标。比如特别明确了在静息和活动下氧饱和度的监测，把这些指标纳入预警指标当中，一旦指标有一些波动，把患者纳入重点管理当中，进行关口前移，早发现、早干预。　　进一步推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从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改革端协同发力，不断激发市场活力。稳妥化解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强化城投债券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稳预期、防超调”，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波动风险，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引导稳定金融市场行为和预期，根据市场形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风险传染，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　　要求服务机构建立招聘信息管理制度，依法对用人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明确投诉举报及处置方式，规定服务机构发现涉嫌虚假招聘等违法活动或收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核实、暂停或终止服务。　　廖岷曾任中国光大集团（香港）执董办副处级干部，中国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处长、主任助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上海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王毅的说法非常明确，当前日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导致中日关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以中日关系的改善关键在于日方。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双方都应该承担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责任，但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恶意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岸田文雄放言乌克兰问题“东亚化”等，都是对地区安全不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