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并先后参观了东京大学卡弗里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她发现，日本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和项目经费是基本脱钩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组织学术活动和开展学术交流，不允许用于薪资。相应地，政府会给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费来保障科学家收入和博后以及学生的工资，无需科研人员自己承担。　　“深圳相比苏州转型步调是比较早的，目前的阵痛已经不明显了。”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近十年之前，深圳很多制造业就已经开始向东南亚以及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区外迁，这些年看起来没有高歌猛进，但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今天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之相比，苏州尽管也正在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但是从结构调整来讲至少比深圳晚了五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刘俊生曾在“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上作《“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影响“60后”晋升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历，这是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国家亦如此。　　郭燕红表示，《第四版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进一步强化关口前移，特别是加强重症预警指标以及早发现、早干预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了高危重点人群，在方案当中特别明确对于没有达到重症诊断标准的，比如年龄大于65岁，合并基础疾病，没有全程完成疫苗接种等等，这些患者一旦发生新冠病毒感染，到达中型的类型，也就是到达肺炎，但是没有到达重症的指标，这一类人群可以纳入重症患者范围进行重点管理，这是关口前移。另外特别强调了高危人群生命体征的监测，完善了预警指标。比如特别明确了在静息和活动下氧饱和度的监测，把这些指标纳入预警指标当中，一旦指标有一些波动，把患者纳入重点管理当中，进行关口前移，早发现、早干预。　　城中村改造的强度，可能也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剧烈，从一些城市透露的城中村改造方案中可以看到，往往是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