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章俊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指出，“市场对‘跨周期调节’的理解是，在‘逆周期调节’的基础上要兼顾经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据微信公众号“东丽人大”消息，4月26日，天津市东丽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任命连欣为东丽区副区长。据微信公众号“北辰人大”消息，4月27日，天津市北辰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任命杨占雷为北辰区副区长。　　显然，菲律宾在仁爱礁长期驻扎军事人员和修复“马德雷山”号的做法公然改变现状，严重违背了宣言精神，不仅无法促进争端有效解决，反而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