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普通话“开篇”后，陈斌华“无缝对接”转换到闽南话：“各位亲爱的台湾乡亲序大（意为长辈）、兄弟姊妹，大家早安、大家好！ ”　　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马英九基金会董事黄奎博，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采访时表示，此次接待大陆师生的安排具有去政治化、强学术化的特点，“相关的参访除了大学高校之外，也去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是智库，或者是像长风基金会这些长期做青年交流工作的单位或者台北论坛这样的智库，所以它的学术性是很够的。另外当然它有一些到台湾各地参访的行程，体验台湾风土人情之美，可以更有效地拉近两岸高校生的距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精心的安排。”　　2015年以后，九次方密集地在贵州、广东、云南、福建、内蒙古、新疆等80多个地方与国资合资成立政府大数据应用、政府数据资产运营及管理公司，并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区设立了6个研发基地。　　银行风险的处置措施分为最后贷款人措施（流动性支持）、存款担保措施、行政接管措施三类行政性措施，以及自我救助措施、同业互救措施两类市场化措施。其一，对系统性影响较小的银行，强调市场力量优先，采取市场化措施，防止道德风险。当其出现流动性风险但资可抵债时，尽量安排其进行自救，鼓励中小银行引入AMC等不良资产服务商，压实股东责任，适时适量地进行一定流动性支持等。而无法恢复常态且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的机构，应坚决加速市场出清，实现供给侧优化。其二，针对影响较大银行，应以行政主导模式为主，强调及时介入和单一机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