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事，与中国出席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俄乌“和谈”相叠加，似乎中俄之间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其实，这是过分联想了。莫说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澄清有关中国驻俄大使的说法“纯属假消息”，更关键的在于——要认清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过去三年，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在疫情期间取得远超以往的高增长，这背后有防疫物资、“宅经济”商品热卖等诸多一次性因素，并非常态。如以过去的高增速判断现在的外贸状态，难免失之偏颇。　　中英及中欧之间这种不舒适的磨合阶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克莱弗利演讲中的积极表态，至少从中看到了中英关系转圜的一丝可能性，但对其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对华政策上持观望态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克莱弗利及其他欧洲政客一个隐患，即他们必须严格践行一中原则，决不要介入、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对华理性，伦敦能否真正回归？）　　郭薇和妈妈最近一次电话联系，是8月1日下午，之后妈妈就失联了。父母亲戚都在村里，家里有两处住宅，有一处是新建的平层，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还没有被淹。郭薇的舅妈，还有几个80多岁、行动不便的老人都去了他们家，郭薇的爸爸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她快70岁的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他们。　　“他们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除了律师外，可能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前员工会从事代理退保业务，他们很清楚投保流程和规则，知道哪些地方存在风险点，也懂得如何跟保险公司交涉。”乔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