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中，不少美方学者和企业家表达了“到中国看一看”的想法。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美方人士因无法访华而焦虑。相隔一年后，他们的访华意愿有增无减。向我们表示访华倾向的不仅有迈克尔·弗罗曼，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欧伟伦（William Overhalt），以及该学院资深教授约翰·霍尔德伦和丹尼尔·施拉格等人。欧伟伦是最早提出“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之一。约翰·霍尔德伦平时非常重视大国间的科技合作。丹尼尔·施拉格的观点是“碳排放问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共同行动才能解决”。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　　春节临近，随着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调整，中国跨境游市场出现回暖。1月6日，韩媒news1发文介绍相关情况，同时在题目中特别提到，这次韩国未进中国春节前十名出境游目的地。　　但在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看来，美国高官访华结果存在悖论。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这些访问是积极的，因为其让中美之间得以开展对话讨论，以避免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另一方面，这些访问什么都没有改变，美国仍然会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阻止中国成为第一。　　2022年6月，北约首次邀请韩日参加其峰会，并先后把两国列为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的正式成员，北约想要“亚太化”的目标十分明确。　　印度“clearias”网站文章在谈论印度优势的同时也提到跨国企业在印度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复杂的官僚程序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征用问题，特别是企业可能会面临当地社区的阻力；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培训投入过大；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等。文章还称，“中国+1”中的“1”并非只有印度，也可能是“中国+N”，其中的热门目的地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投资激励措施也有吸引力，这让印度各界对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产生一定焦虑。目前来看，在机械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墨西哥、越南等国成为“中国+1”的明显受益者，印度并没有从这个战略中获得客观的收益。原因之一是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下降，相关贸易政策更为严格，有的动机也并非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如果印度不改变现有其贸易战略，就无法从“中国+1”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