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济南、合肥、成都等多地土拍取消了地价上限限制，恢复“价高者得”竞价方式；成都、绍兴、宿迁等地还在稳地产新政中提出，让开发企业自主合理定价商品房，实行“优质优价”。这类在供给端放松价格限制，切实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做法，值得更多城市借鉴。　　今年2月24日，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以最鲜明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坚决查处“两面人”、坚决防治“灯下黑”。紧盯检视整治这个要害，清仓起底全面处置线索，刀刃向己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　　“城乡一体化，不应该是区分中心和边缘的一体化，而是平等的一体化。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仅靠一个个个体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非常困难。要解决乡村的问题，包括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都需要建立这样平等一体化的社会机制。”储朝晖提醒。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就此事再次表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张书剑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作为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曾和中方有过一段“蜜月期”。中印当时虽然没有解决边境问题，但仍在政治上达成了高水平的共识。几十年的交往和发展经历表明，中印两国可以做到有效管控争议、妥处分歧，边界问题并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