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邮报》网站的报道页面下，一名网友的评论引发讨论：“我们似乎认为，没有美国技术，中国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产品的原因。但这远非真相。现实情况是，中国从我们这里购买产品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它更便宜、更容易购买。毕竟，当可以购买时，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研发费用开发这项技术呢？想想你总是点外卖或去餐馆，不是因为你不会做饭（假设你从未学过），而是因为这样更便宜、更容易。但随后有人制裁你，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你点外卖或去餐馆’。你有两个选择：要么饿死，要么学做饭。大多数人都会学习如何做饭。问题是，一旦你这样做了，就没有理由再点外卖或去餐馆了。这就是我们对华为制裁的情况。我们认为他们做不到，但他们做到了。他们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发并制造了这款手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零部件卖给华为了。这是我们永远失去的市场。”　　27日和28日，陈建仁公布了两波“阁员”名单，因把岛内大停电归咎于各种小动物“捣乱”而饱受争议的“经济部长”王美花留任，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出任“海洋委员会主委”，高雄市副市长史哲接任“文化部长”。2018年高雄市长一战，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败给国民党的韩国瑜，随后绿营组织所谓的民间团体“Wecare高雄”发动罢韩，总舵手正是史哲。高雄市国民党议员批评说，史哲的态度高高在上，眼睛长在头上，时常不把议员放在眼里，因此多次在议会被议员赶出议事厅。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美方的态度则比较微妙。有点酸不溜秋的。通话结束后不到24小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表示，中乌领导人通话“是件好事”，但对是否进一步促进和平进程仍持有疑问。他强调，白宫事前对此并不知情。　　张书剑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作为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曾和中方有过一段“蜜月期”。中印当时虽然没有解决边境问题，但仍在政治上达成了高水平的共识。几十年的交往和发展经历表明，中印两国可以做到有效管控争议、妥处分歧，边界问题并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