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6月23日，民警再次组织双方监护人进行调解，仍未达成一致意见。6月24日，李某某监护人在其村委会主任的陪同下又一次到张兰派出所，要求对方赔偿5万元。此后，办案民警继续组织双方进行沟通，未果。　　7月24日晚，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市长沈宏宇在会上就“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体育馆发生屋顶坍塌事故相关情况”进行发布。　　王叁寿甚至称，数据是继土地之后政府手里最值钱的资产，土地的价值基本上释放完，下一步释放政府手里的数据价值。“‘数据资产’就像几十年来的‘土地资源’一样，挖掘价值充分盘活，‘数据财政’将带来中国未来可持续的新增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