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善来源、经历结构方面，上述负责人表示，要树立重视基层、重视实践的导向，拓宽选人视野，注意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坚持五湖四海，打破地域概念、部门界限，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同时强调要注意保持领导班子特别是市、县党政正职相对稳定。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加强日常培养、战略培养。　　王萍萍指出，保险业平均工资增速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较低的保险代办员在2022年大量减少，使保险业就业人数减少近23%，工资总额减少8.2%。低工资保险业就业人员的减少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沈丹阳是学者型官员，出版过《城市、政府与中国会展经济》《商务促进与中国商务发展》等10多部专著、编著，发表近百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府，福建、甘肃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还是清华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特邀研究员。　　印度“clearias”网站文章在谈论印度优势的同时也提到跨国企业在印度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复杂的官僚程序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征用问题，特别是企业可能会面临当地社区的阻力；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培训投入过大；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等。文章还称，“中国+1”中的“1”并非只有印度，也可能是“中国+N”，其中的热门目的地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投资激励措施也有吸引力，这让印度各界对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产生一定焦虑。目前来看，在机械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墨西哥、越南等国成为“中国+1”的明显受益者，印度并没有从这个战略中获得客观的收益。原因之一是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下降，相关贸易政策更为严格，有的动机也并非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如果印度不改变现有其贸易战略，就无法从“中国+1”中受益。　　毕竟，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且中国经济在过去不少年里几乎就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只要中国经济保持正常增长，不仅中国经济本身获益，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我看也是从中获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