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想扛“反胁迫”的旗子，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是真的反胁迫，中国人高度理解并坚定支持。中国作为贸易霸凌行为的受害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受害者，在维护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霸凌方面，可以也应该成为欧洲反胁迫的同盟或队友。中国和欧盟在遭受美国经济胁迫这方面不仅有共同语言、共同利益，也可以有共同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反胁迫工具法案》最初是欧洲为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霸凌而起意的，这个出发点不应该被忘记。　　阿水没受到体罚，是因为公司人手不足，还是要先把他笼络住。不过他后来了解到，即使是大公司，也都是先来“软的”，再上“硬的”，毕竟公司的目的还是让人诈骗拉单。　　宋贵伦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不太赞成把中央社会工作部简称为“社工部”，因为可能引发歧义，被认为是只抓社工队伍工作的部门。他建议，应把中央社会工作部简称为“中社部”，地方设立的社会工作部门称为“社会部”，这样更能概括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工作职能。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扭曲政绩观的引导下，不当干涉当地银行业务，抬高隐性负债。长期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高度绑定的中小银行承担了较多隐性债务，无法有效地实现模式转变、职能转换，并不断积蓄风险。　　他建议，对于那些肺炎的病人，应收尽收，“都收到病房里去治疗，哪怕是外科医生管理，总比他在家里硬挺着强”。曾在支援过武汉的刘可敬觉得，“武汉当时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应收尽收，提前一点，把肺炎病人全送到医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