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第四章“合规风险管理”，主要介绍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经营者集中合规管理制度，特别是建议企业在投资并购决策流程中嵌入经营者集中合规审核，同时明确合规管理部门、合规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有关经营者集中合规建议以及风险应对措施等。　　他长期在山西工作，先后担任过山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山西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财经办主任，山西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等职。　　9月4日，辽宁省沈阳市房产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通知》。通知显示，沈阳市将取消限制性购售政策，取消二环内限购政策，取消住房销售限制年限规定，满足居民购房需求。通知还提出，认房不认贷。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在本市无住房的，购买商品住房的首付款，按不低于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比例执行，不再区分是否有住房贷款（含商业性住房贷款和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以及住房贷款是否还清，住房贷款利率享受购买首套住房的利率。　　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幕。美西方在炒作对“一带一路”倡议警惕的同时，也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仿制款”，比如美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等。正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所言，“模仿是最好的奉承”，美西方一边打压抹黑一边学习模仿，更加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是高瞻远瞩、顺应时代大势所提出的。只是，与“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承的多边主义不同，那种出于地缘政治、霸权主义的“仿制款”究竟能有什么作用，历史已经一次次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