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一是优化金融机构结构。强化大型商业银行主力军作用，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和主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加长期资本供给，强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各类专业投资机构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稳妥有序推进信托行业转型发展。强化保险保障功能，促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康发展。促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积极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推动注册制改革走深走实，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扎实推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壮大各类中长期投资力量。加强投资者保护，严惩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债券市场建设，促进债券市场各类基础设施之间有序互联互通。稳慎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完善监管体制机制。三是提升金融业制度型开放水平。在安全可控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构建与金融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领。扎实推进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工作，完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推动形成常态化、可持续的中美审计合作机制。深化与香港资本市场合作。研究推出一揽子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深入推进贸易外汇便利化等政策措施。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海外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维护外汇储备资产安全和规模稳定。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治理，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能否夺回汽车行业的“先发”位置，也将关乎到广州制造业“标杆”能否形成。广州市统计局一份报告曾提出一种设想，广州“制造业立市”可以经过三个阶段达成，第一步正是作为短期发展“先锋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主动或被动地返乡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这是不是一条值得鼓励和探索的“就业路径”？对于这些问题，那些更早返乡的年轻人尝试给出答案。　　数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环境资源界别的设立，不仅顺应了我国对环境资源的新认知，也是实现双碳目标、保障耕地及能源安全的必然举措。　　有观点认为，伯恩斯大使代表了美国希望与中国恢复广泛且全面对话的努力。5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网络座谈会上，伯恩斯称美国已准备好与中国进行高级别会谈，认为两国必须建立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