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渠县包工头罗建带着十多位农民工，找向黎讨要建设碧瑶山庄项目时被拖欠的工程款。按照罗建的说法，当时约定共587万元劳务费，向黎只给了他320万元。此事被曝光后，向黎对外称，因工程质量存在问题，才拒绝支付劳务费。但罗健不认可向黎的说法，称向黎所指出存在问题的部分是由向黎自己找人施工的。　　今年3月21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出生于1984年11月的团省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李腾，拟任省级群团机关正厅长级职务。4月，福建共青团“组织机构”一栏最新信息显示，李腾已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一位熟悉跨境重组的会计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目前来看恒大集团的境外债务重组恐怕会因为许家印以及部分高管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面临重大的变数。但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重组成功还是清盘，相信都有充足的法律途径供境内外债权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追索许家印等人的责任，同时监管部门也很可能会根据许家印等高管违法犯罪和后续追查情况，依法追究其责任。　　印度“clearias”网站文章在谈论印度优势的同时也提到跨国企业在印度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复杂的官僚程序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征用问题，特别是企业可能会面临当地社区的阻力；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培训投入过大；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等。文章还称，“中国+1”中的“1”并非只有印度，也可能是“中国+N”，其中的热门目的地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投资激励措施也有吸引力，这让印度各界对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产生一定焦虑。目前来看，在机械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墨西哥、越南等国成为“中国+1”的明显受益者，印度并没有从这个战略中获得客观的收益。原因之一是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下降，相关贸易政策更为严格，有的动机也并非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如果印度不改变现有其贸易战略，就无法从“中国+1”中受益。　　“目前市场显然是跌过头了，”8月31日，在万科2023年中期业绩推介会上，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市场低迷持续了一段时间，市场情绪已经受到影响，容易出现各种“过度反应”。